20世纪的最后一个20年是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两个10年。反思这20年的初始期，中国学人着实体验了从极端的学术封闭心理面对瞬间而来的开放所无法承受的文化惊恐感；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理论话语像西方高科技工业产品一样，迅猛地涌进中国，让中国学人在一种短期的非适应性中产生了文化休克症。他们在个人的心理意识上甚至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法侬曾这样描述这一现象，在国际经济与文化舞台上，第三世界扮演的是一个彻底的迟误角色。然而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强式冲击所产生的瞬间休克之后，大多数人在心理意识上开始调正自己的文化适应性，以崛起的姿态来改写自己迟误者的文化身份，于是从七十年代末到世纪末，中国学术文化以崛起的姿态发展着……。
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较低水平启动带有一种违规性一样，中国学术文化的崛起在初期多少带一种有原始积累的色彩。反思过去的20年，一些学者由于急功近利，带着一种学术文化原始积累的迫切心理，以违规的学术操作企图使自己在短期内成为学术爆发户。国际学术界有一条公认的默契：即一项成功的学术成果之积累往往要耗去一位学者的毕生精力。但是，在学术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期，这样一条成就学者人格的默契可以被违规的学术操作所颠覆，国内某名牌大学学者的一项科研成果，实际上就是对国外既成的同类课题研究成果的照抄。当时这一课题推出后曾在国内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国际学术界把这一抄袭的违规现象反馈于中国，才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自身反思。中国的学术文化需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话，但是我们不能采用完全“拿来主义”的原则，把国外现成的学术成果拿来，改头换面，在跨文化中来作为自己学术文化资本的积累。
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叫嚷着学术打假，其实泡沫学术的制造者也应该被列入学术打假的范围之内。泡沫学术的最大特点之一，就在于在一知半解中照抄、屯积大量外来的学术概念及术语，把这些概念及术语在误读中重组为文章，或用“准翻译”的方式以最快的节奏编织出一篇篇不知所云的文章，频繁地在各种刊物、媒体上露面，用时髦话说是“混个脸熟”。笔者认为，真正有分量见功底的好文章，一年能够写出一篇就很不错了，但经查证，有的泡沫学术制造者在申报科研成果时，一年竟能够“发表”几十篇文章。这样的数量多少带有学术资本原始积累的量化野心。西方后现代文化及后现代工业技术对当下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后现代高科技的“复制性”也为泡沫学术制造者提供了造假的手段，用“准翻译”的方式介绍西方理论与文化什么的，这其实是一种跨文化的学术复制。这种跨文化的学术复制也是一种抄袭。
在当下的经济大潮中，技术理性逼迫着一些学者无法摆脱用商业的量化来衡量学术，因为在申报职称时，对文章与专著就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严格地讲，这个量化的标准无法衡量文章与专著的质量。学术的商业量化也逼迫着一些学者在违规的操作中来追寻学术暴发户的身份，因此不择手段在学术上膨胀自己成为这20年来学术界某些人的恶习。前一段时间在媒体上所报道的一宗学案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曾是华东理工大学技术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胡黎明，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日本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核心，再加上其他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所拼凑而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年第1期对此事作了全文报到，最终“华东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撤销了胡黎明的博士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和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来看，这是令人振奋的，学术界对学术造假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
值得提及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有一桩学术造假案例在当代学术界堪称吉尼斯之最，一篇几乎全文抄袭的文章竟然与被抄袭的文章先后刊发在同一刊物上。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吴安春曾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增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毛泽东同志的“十大教授法”永放光辉》，这篇文章在命题、观点与行文三个方面与该校学报1978年第4期上发表的署名为邵明德所撰写的《研究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学习毛泽东十大“教授法”的体会》一文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几乎全文抄袭外，吴安春对邵明德文章的抄袭也不乏一些小聪明的变动与润色，由于自己的知识准备不够，竟然把正确的学术表达颠倒为错误的学术观点。在“邵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表述的：“斯大林说过，列宁善于把最纷乱的事情描写得如此明白、简单、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打中目标的子弹。”而这段表述被吴安春在文章中改动为：“毛泽东善于把纷乱的事情描述得如此明白、简单、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打中目标的子弹。”在“邵文”中又有另一段表述：“郭沫若同志在讲解毛主席诗词‘风展红旗如画’一句时，手势柔和舒展，如行云流水，极成功而又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的乐观情绪和革命发展的灿烂前景”，结果这一段表述被吴安春演绎为“毛泽东同志在朗读‘风展红旗如画’的诗句时，手势柔和舒展，如行云流水，巧妙地‘模拟’了红旗飞卷自如的生动画面，不仅给人以美的感受和绚丽多彩的联想，而且极成功地抒发了作者的乐观情绪和预示了革命发展的灿烂前景。”写到这里，我们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把“吴文”的剽窃或抄袭行为置放在学术道德的平台上给予批评，我们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这种学术造假已经完全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背道而驰了。“吴文”由于学术积累贫乏而篡改学术历史，把无中生有的事置放在毛泽东身上，用这种造假的方式来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还有什么严肃性、科学性可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引发出这样一种更为深刻的思考，学术造假者之所以造假就在于他的学术功底薄弱或根本就没有学术功底，做学问应该是老老实实的事，要看淡功利性，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清贫，学术研究应该在学术规范上有着良好的道德规约，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在精神劳动上表现出对他人学术劳动的尊重。像吴安春这样的剽窃者不仅是在学术道德方面有损自己的形象，也是对“邵文”之作者的最大不尊重，同时在剽窃中因知识积累薄弱而把正确的观点“润色”为错误的表述，这更是对读者的伤害。
毛泽东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不仅是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在建构自身体系的一个重要层面，由于目前海外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研究热的崛起，当下海外学术界也对其表现出相当的重视。最近因为课题研究的需要而涉猎这一层面的理论与研究，一些学者系统地查找了1977年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的有关文献，在文献查找、阅读与咨询的过程中，这些学者反复听到许多中国学者及海外学者言说这样一件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学术造假事件：即在同一刊物先后刊发出的关于毛泽东“十大教授法”教育思想研究的两篇文章，后一篇对前一篇有着严重的全文抄袭现象。这桩学术造假案例，虽然过去多年了，但一直被海内外学术界作为中国典型学术造假案例所提及。当下的我们有必要对上一世纪最后20年的学术历程进行反思，在反思中为新世纪的学术研究寻找不可忘却的反面借鉴。
“假冒伪劣”作为专有名词本应该用来定义那些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以非法手段获取暴利的投机商人，而实际上近年来这个概念也被带入学术界，用来描述某些以非法手段获取学术成果的投机学者了。当下，党员干部在讲勤政、廉政，反浮夸、反腐败，经济领域在打假驱劣，社会生活领域也在围剿“黄、赌、毒”，难道学术界不应当对这种败坏学术风气的造假行为进行反思，进行严肃的批评吗？中国学术文化必须走向国际学术界舞台，因此能否塑造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反思过去的20年，并对这一系列造假学术行径存留善心，让它成为骗取文凭、骗取职称、骗取名利的手段，这将是21世纪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文化舞台上的最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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